“名片上的‘卫’为什么是繁体字呢?”初次见面，这似乎是一个过于直接的问题，而卫哲的回答更直接。
“九二年的时候，很多香港人看着名片上的‘卫’字读不出来，就改成了酗，后来碰到一位风水大师，说‘卫哲’棱角太分明——两个原因合在一起，后来大多数情况我都采用繁体的姓。”
少年得志的卫哲，锋芒“写满了”整个履历表：23岁成为“中国证券教父”——原万国证券创始人管金生的秘书，28岁成为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;33岁升任百安居中国区“一把手”，成为最年轻的世界500强中国区总裁，红星美凯龙原总裁袁伯银、如家酒店集团CEO孙坚都曾是他的下属;2006年应马云之邀担任阿里巴巴B2B业务总裁和集团执行副总裁，一年后，其掌管的阿里巴巴B2B于香港上市。
这些经历为他赢得了“打工皇帝”、“最牛职业经理人”的封号，但在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朱大铭看来，这些称谓并不足以概括卫哲，“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职业经理人。每一家公司他都当做自己的公司、自己的‘孩子’来做的。”朱大铭经常开玩笑地说卫哲是典型的“干一行爱一行”的人。
他们是二十几年的好友，第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，卫哲去普华永道的伦敦分公司实习，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朱大铭。这次见面让后者印象很深，因为当时送到英国去工作的中国人很少，大多数年轻人都会选择留在伦敦总部，那里的项目大，名声也大，但是卫哲则不同，主动要求分配到伦敦的一个卫星城Uxbridge分部(类似北京的郊区昌平)，他的理由是，总部的项目大、团队大、分工细，他只能做一个小螺丝钉，短期内学到的东西有限;反而中小型的项目则可以从头到尾独立执行，有纵观全局的机会。
“当时我们年纪都比他大，但很佩服他有这样的成熟度和远见，”在朱大铭看来，卫哲是一个极其自律，而且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、并达到什么目标的人。
不过，一件“意外”打乱了卫哲的职业规划。
2011年，阿里平台上的商家诈骗行为曝光，这起“黑天鹅事件”最终导致了卫哲的引咎辞职，有媒体将此称之为“马云挥泪斩马谡”，众所周知的是，卫哲是马云非常喜欢的一员大将，甚至打破了马云对职业经理人的固有偏见。这件事对阿里来说无疑是个大震动，对卫哲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大冲击。“没有这样的震动，不足以重新唤醒我们的使命感和价值观。”他在当年的辞职信中写道。
那一年，他刚刚步入40岁，在这个“不惑”的年纪重新接受了价值观的再洗礼，是否可以算作一件幸事?
“摩羯座”
毫无疑问，卫哲的职业开局很幸运。
毕业的第一份工作，卫哲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的投行——万国证券，并且任职总裁秘书，“跟我同一批进万国证券的很多人也非常优秀，但都分到了具体的部门，从事一个具体项目和行业。而我跟着管总(管金生)，可以说是趴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有了全球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。”
他提到92年的邓小平南巡，那个时候，很多欧美投行都对中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推进存疑，而管金生只说了三句话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，他说改革开放是不可逆的，原因有三个：农民把地分了进城了;外资把全世界的钱都投进来了;公司股份化，国有企业部分已经全民所有了——如果逆转的话就把获益的“三类人”都得罪了，所以不可能。
早期的思维熏陶奠定了卫哲对商业的判断逻辑，甚至包括现在的投资逻辑，在他看来，投资要看清楚背后的“大势”，顺势而为，而不是盲目赌风口和窗口，后者是机会主义的表现。“有好好的大门不走，为何要爬窗?如果风口猪都能飞，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——猪是不应该飞的。”
所以，嘉御基金的投资基本是逆“风”而行。
2011年嘉御基金成立的时候，电商正处在资本热潮之中，但嘉御基金却没有投出任何一个电商项目，直到“风声”渐渐归于平静，才开始“低调”布局，投资了一家没有太大知名度的主营运动保健品的“阳光海岸”。
“一个行业当涌入太多钱时，很难判断出哪个团队更优秀，能够跑到最后。与其赌它是否适应变化还不如等它两三年，看看它自己能不能挺过来。”——“大浪淘沙”剩下的项目才有投资价值，而不是趁着资本狂热随便押注。
这与外界那个“激进”、高调的卫哲相去甚远，朱大铭说，卫哲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20多岁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出去玩，危险的项目卫哲都会避而远之，而普华永道所强调的慎行原则也给他们打下了深刻的思维烙印——这个原则放到投资上，就是先把账算清楚，而不是一味去烧钱。
“共享经济”目前就是一个烧钱的生意，所以嘉御基金在这个领域没有投资任何一个项目。“按照一块钱一次的收费，车的成本是很难收回来的，但现在又不能涨价，一涨这个颜色就没人骑了，所以滴滴、快的整合完以后，第一个做的是涨价。”卫哲认为未来共享单车企业合并也是必然的，接踵而至的就是涨价。“涨到消费者觉得有点贵了，就会重新达到一个供求平衡。”
这是嘉御基金“四不投”项目的其中之一。其他的还有伪技术——在卫哲看来，现在号称人工智能的企业里面99%都属于此类，就是以前的机器学习穿上了一个流行的“马甲”，没有本质的改变;第二叫伪需求，比如类似上门按摩、上门理发等大量的O2O服务;共享单车与前两者不同，它有技术，有需求，但却落入了“低效率”的陷阱，同时，还触犯了嘉御基金的第四个“不投”禁忌——“大玩家”，BAT争抢的项目也是嘉御绕道而行的。
不论什么话题，卫哲都能够去掉芜枝，提取主干，概括成简明扼要的几个关键点。他曾经跟如家CEO孙坚说过，如果想考验一个人能力高低，就让他去总结一场会议，因为会议总结者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、快速的反应能力、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，这样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抓住许多问题的关键点，孙坚认为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并不多，而卫哲就是其中之一。
对真伪人工智能的总结就很具卫哲风格。
“不用去考虑技术细节或者过程，单从结果上来看，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，如果隔3个月去看，它的算法，人脸识别也好、语音识别也好，进步是代数级，而不是几何级的——那么它更像互联网时代早已有之的普通算法，或者叫机器学习，都是伪人工智能;人工智能一定进步神速。”
这是他与斯坦福大学教授、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交流的结果。每一年，卫哲都会安排一个月的时间待在美国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不考虑公司的具体事务，只是想想战略，想想公司的未来。
2004年9月3日，在上海百安居超市里的卫哲(时任百安居中国总裁)
这也是他一年中仅有的休息时间。其他的时间，他会连续7天工作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——或许更长，美设国际的联合创始人吴征怡经常都会忙到半夜给卫哲发信息咨询，而每一次都会得到及时回复。
“有些人，还没有轮到跟他比智商，已经在勤奋上输给他了。”朱大铭说这句话对卫哲来说特别适用，他是一个典型的摩羯座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特别勤奋，“但是很闷，没有任何爱好。”
除了工作。工作是卫哲永远乐此不疲的，甚至很多同事因此对他“避而远之”：跟他坐长途飞机，事先约定好不谈工作，即便卫哲同意了，一会儿还是会忍不住拿本书过来推荐;嘉御基金的团队每次组织业余活动，很少会邀请卫哲，因为他会一直不停地讨论项目;就连卫哲的太太也会说，他在家里不是在看东西就是在想事情。
学会宽容
40岁之前一直“赶跑”的卫哲，如今有了更多的耐心去等待，也有了更大的宽容度去做出妥协。
他说这样的转变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升任百安居中国区CEO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尽管只有30多岁，但这个角色却要求他收敛锋芒，顾全大局。“做VP的时候，为了自己的团队和业绩，会有更多的拼抢，对内对外都是如此;但做CEO很多是平衡和妥协。”
要平衡的关系很多，尤其是本土经营和英国总部的冲突，他曾经提到在百安居的时候与英国老板的斗智斗勇，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，比如英国统一的装修材料在中国并不适用，需要在不同的城市和区域投放不同风格的材料;对装修工人的管理也缺乏人性化，当年卫哲跟装修工人喝啤酒，让他们去领包子——这是当时英国人很反对的做法。
“在有限的范围里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业者，否则，百安居中国如果完全按照英国总公司的规定去做，是发展不起来的。”朱大铭和袁伯银、孙坚等人有过交流，后者在卫哲离职后也都相继离开了百安居，他们比卫哲年长，但却很认可他，就是因为卫哲当年“有理有节有利——英国人做的好的地方，他拼命学，但是中国本土化的事情，他带着团队拼命做。”
过往的成功让他一上任阿里就获得了瞩目，当然，也获得了压力。《福布斯》当年评价卫哲的角色有点像Google的CEO施密特(Eric Schmidt)，将把一个处于火热发展中的企业带入更加快速的成长中。事实不负众望，2007年上市前，阿里巴巴季度营收规模约5亿元，季度净利约1.5亿元;到了2010年三季度，阿里巴巴营收14.5亿元，净利3.66亿元——三年间，阿里巴巴营收增加2倍，利润增加1.44倍。
网站声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