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万科的第216天，王石准备了35000字的演讲稿，邀请了几位朋友，在水立方进行了一场演讲，观众有3000人，时长是三个半小时。(因演讲举行于2018年1月23日，故以下简称为“123演讲”)
他走上台去，微微一笑，张开双臂，欢迎每一位来宾，如同一个舞台经验丰富的超级巨星。他身着深色修身西服，搭配黑色高领毛衣，和最后一次参加万科股东大会时一样，胸前别着口袋巾。他身材瘦削，面容紧致，光打在脸上，微微有些反光，应该化了点淡妆。单就外表来看，他是一个时髦的，布尔乔亚式的中年男人，虽然这天他正式迈入了67岁。
王石似乎想和罗振宇一样，成为一名布道者，但他们又十分不同，罗讲授认知，王石则传递经验，这些经验来自于他的两个33年，创业前和创业后，被浓缩在了一个冬天的晚上。这场名为《回归未来》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，从生命的起源到创业历程，再到人类的未来，内容涵盖人生的各个维度，自我、亲情、事业、社会以及死亡。
2018年1月23日，王石的67岁生日，他举办了一场三个半小时的演讲。来源：被访者供图
演讲的最后，出现一个快闪，王石带领大家一起唱《蓝莲花》，场面催泪。其中有一段王石的演唱部分，是提前在录音棚完成的。录制时间就在正式演讲的前一天，冯楠觉得他大概会应付一下，“录完就算了，时间已经很紧了，彩排都没完整的排过一遍。”冯楠是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办公室主任，跟随王石多年。但那天，王石在录音棚里待了两个半小时，一遍遍反复录那几句。
从录音棚出来，王石对冯楠说，自己感觉棒极了，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，“这一刻对于我，最重要的就是把《蓝莲花》唱好”。
离开万科的两百多天里，王石同时担任约40个社会职务，为环境、贫穷等社会问题奔走。他同时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，他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。他依然忙碌，依然划赛艇，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。
4月27日，王石宣布出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。
在王石离开的两百多天里，万科参与了对全球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的私有化，实现了5299亿元销售额，成为了全球市值的房地产企业。万科还扶上马一位新的CEO——祝九胜。
分离之后，各自安好。但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的，是漫长的33年;在企业、个人命运的交织中，他们相互塑造，相互影响，互为镜鉴，并在彼此的对照中作出改变。
对王石的专访进行于万科的一处会所，落地窗前摆放着两台划船机，王石喜欢划船;墙面挂着一个特别的装饰，由几双万科员工的旧跑鞋组成一个圆圈，跑步是郁亮喜欢的运动;拾级而上，入得一间茶室，据说祝九胜喜好功夫茶，常在此待客。从登山、赛艇到跑步，再到功夫茶，某种角度上看，这体现了万科文化的变化，至少它更加有弹性，容得下一个不爱运动的CEO。
在那场演讲中，王石一度哽咽，多次让观众“给点掌声”，并且随机邀请了几个人上台，教大家做无氧运动。“王石更平和了，更打开了”，这是冯楠的观察，“原来的演讲，一定是以他为中心的，是他自己在说，现在更会照顾到现场，照顾到不同的人，要有互动，要倾听别人的声音，这种倾听是主动式的。”
“123演讲”现场，王石带领观众做无氧运动。来源：被访者供图
现在的王石是柔软的。“但我也曾经僵硬过。”王石说。
“是什么让王石变得柔软?”《中国企业家》问。
“这个时代，形势总是比人强。”
事了拂身去
即使过了三十年，王石对万科股权的彻底放弃，还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周寅猛是深潜公司的CEO，同时，他还是王石的学术助理。两人结缘于2011年，彼时，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课程的客座教授，而周作为光华的在读博士，被安排做王石的助教。王的授课内容多从个人经历和万科实际案例出发，而周会基于理论框架进行总结。
周寅猛提到，在王石的提议下，两人曾合作写书，其中很重要一块内容，就是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和解决所有权、经营权分离的代理理论问题。周在书中呈现的观点是，为了企业长时间的平稳发展，创始人要保有一定的股权，但在经营管理层面，应在高度集权后充分放权，依照制度，而不是一己之力管理公司。据说王石看过初稿之后，认为“这是一种方式，可以进行探讨，但他也有他的方式”。
世人皆知王石的方式——放弃万科股权，做一名纯粹的职业经理人。今天回过头来，再看王石当年的选择，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：放弃股权是否具有必要性?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是否操之过急?毕竟几年之后，红帽子公司的转制便陆续有了成功案例，例如TCL。
当谈到个人放弃万科股权，王石坚持：“那是主动放弃的，和价值观有关。”
王石的考虑是分为几个层次的，首先他到深圳是要干一番事业，至于能不能赚到钱，赚多少钱，那不是他的目的;其次，当你突然很有钱这件事与你的目的相冲突，你就得把前者放弃掉。
“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，你突然很有钱，会非常非常麻烦，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。那么你到底是为了赚钱，还是为了做事业?当然赚钱很重要，企业家肯定得赚钱，但赚的钱是不是你的，这不重要。如果钱突然变成你的了，你的处境就不一样了。”
祖籍在安徽大别山区的王石，早年曾翻看族谱，发现祖上二十代都是农民。“中国农民有钱了会怎么样?第一是修祖坟，第二是娶老婆，第三是赌博。”促使王石放弃股权的原因，除了事业野心，还包含对个人的不自信。
王石是一个愿意自省的人，他的自我审视贯穿于整个采访之中。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，他又无法摆脱他人的审视。就放弃万科股权而言，很多人认为这个举动反映了他的某种认知上的局限。毕竟后来的无数案例证明，个人财富与事业成就之间并不矛盾，有时候甚至高度统一。创业者的财富由企业产权价值兑现，而产权又不仅仅意味着财富，更是链接创业者和企业的血脉。如李东生所说，虽然作为TCL的董事长，他在企业的持股比例远没有一些民营企业主多，但作为创业者，他对TCL的发展倾注了所有的能力和付出，“它就像我的生命。”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。”李东生对记者感慨。这句话在2018年的总理记者会上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说过。
1988年的王石，确实“没有想得这么深邃”。那是一个企业产权概念相当模糊的年代。仅一年前，深圳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被批准设立。但直至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之后，私营企业的地位才真正得到认可。次年，《公司法》颁布。
万科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间进行股份制改造?
当年来深圳，是王石主动的选择，但之后，王石基本上都在被动应对，包括在1988年，对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。当时的情况是，上级主管单位想调公司的外汇，他不同意，上级领导便提出：“你不同意调外汇，那就把你的调走。”此时，王石感到无法掌握自己和企业的命运，他需要作出改变，“股份制就这么来了。”
但1988年至今万科的股权变迁史上，并不是没有令王石踟蹰的章节。
2000年，深特发退出，华润接盘。当时对新东家的选择权，掌握在万科管理层手中。据王石回忆，万科的其他管理层曾提议MBO，自己把深特发的12%股权买下来，当时的对价不到三个亿。虽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，但如果把全员都动员起来，也是能凑出来的。
王石的这段回忆，与时任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宁高宁的说法有些出入，宁对记者说，那时万科的盘子已经很大了，管理层没有MBO的实力。
一位万科老员工则认为：万科的基因决定了，MBO根本不可能。“核心是万科的主业是房地产，是重资产，这就决定了公司必须不断扩充资本金，不断进行融资。管理层是不可能一路跟下去的。”
房地产是王石为万科选择的行业，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的特性。
在其他管理层提出MBO的建议后，王石问了大家一句话：“我们搞这个，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控制公司，还是为了发展?”大家说，为了发展。王石又说：“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它，那再扩股的时候，我们扩不扩?这两个多亿，我们可以筹到，并不等于说我们一直有钱。我们的股份很快就会被稀释掉，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做这个，没有意义。”
万科的盘子越大，管理层收购的可能性就越小。2014年，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计划，将过去三年未分配的集体奖金全部用于购买万科股票，再加上杠杆，最终也不过仅持有了4.49%。
万科是一家由经理人创业的企业。对于王石等人来说，虽然从股权上控制公司的希望渺茫，但掌握企业命运的欲望，一直像1988年股改时那样，真实又强烈。这种欲望一定程度决定了万科的股权结构——高度分散。而股权分散的公司，极易成为野蛮人狩猎的目标。
自1994年起，万科历经君万之争、万宝之争。
对于这些因果，王石是有反思的：“我们还是太理想主义，认为把企业经营好就行，却没有意识到，高度分散的股权给万科文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。”
当然，今天的万科仍然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，深圳地铁的持股比例为29.38%，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例，距离控股股东仅一步之遥。
2017年6月，王石通过个人朋友圈宣布辞去万科董事长一职。当时，万宝之争硝烟初熄，深铁当上万科的第一大股东
